《小城三月》创作于1941年，这部短篇小说是继《呼兰河传》后作者的另一部描写故乡风土人情的杰作。主人公翠姨生活在封建传统的思想束缚下，女性意识刚刚觉醒却又未完全觉醒，反抗意识也没有完全觉醒，这样的生活环境就造成了她最后悲剧的命运。而翠姨的性格发展同样也受到了环境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她的言行举止带有着深刻的地方色彩。有评论说萧红后期小说只把写作局限在人类的愚昧上，没能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特点、人民的希望和要求。这是她创作的特点。在《小城三月》里不仅仅反映了人类的愚昧，而且还探讨了作为女性的意识觉醒问题，即便不是主要的关注点。因此，《小城三月》成为萧红后期小说中的一个独特存在。翠姨这样一个执着追求自己幸福爱情的女性最终成为旧的封建传统的牺牲品，固然有她自身的悲剧性格因素，但更多的是她生活的周围环境影响，那仍然是在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和束缚下的空间。翠姨的追求、抗争，最终依然逃脱不掉被扼杀的命运，就是这种觉醒了的女性意识被扼杀的体现。可见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之深远。

(1)《小城三月》里翠姨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东北地区一个小城里。那个时期正是封建思想衰亡、民主思想出现的时候，作品的“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同时这也是翠姨所寄居的生活的环境。“我家算是最开通的了。叔叔和哥哥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了，他们开了不少眼界。回到家里来，大讲他们那里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同学。”“这一题目，非常的新奇，开初都认为是造了反。后来因为叔叔也常和女同学通信，因为叔叔是在家庭里有点地位的人。并且父亲从前也加入国民党，革过命，所以这个家庭都‘咸与维新’起来。”“因此在我家里，一切都是很随便的，逛公园，正月十五看花灯，都不分男女，一齐去。”“而且我家里设了网球场，一天到晚打网球，亲戚家的男孩子来了，我们也一齐的打。”[1]这样一个充满新鲜生活气息的家庭，翠姨受到的洗礼，她的视野被打开。于是她参加气氛热烈的音乐会，坐上马车到街上买时新的服装，元宵节看花灯，满怀新奇去哈尔滨买嫁妆。这一系列行为都是新思想在她心里萌动的表现。她向往着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过着自己想要的日子。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开通，造了反，咸与维新”的家庭里，内里依然是封建思想占据主导，直接的表现就是翠姨的爱情被现实击碎。尽管新世界在召唤，翠姨生活的范围在旧世界里，她要遵循旧世界的一切规则、秩序，不能有任何出格的行为。当“五四”个性解放的呼声唤醒了千百年来女性沉睡的自我意识，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新女性如“小君，莎菲”等，可现实中像翠姨这样被压抑的女性还有多少。她们是时代的悲剧产物，同样也是环境的牺牲品。

(2)翠姨形象。在萧红笔下，她给翠姨的定位是一个具有中国女子特色的典型形象，样子不是很漂亮，长得窈窕，走路和讲话都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具有善良，温柔，独具悲天悯人的气质。但同时却隐隐约约让人感到她有些深沉、敏感、抑郁。这源于萧红给她的生活环境。首先，她是一个寡妇的女儿，而且是一个再嫁寡妇的女儿。母亲的两次婚姻已经违反了封建传统所规定的妇女要“从一而终”的信条，在当时是受人歧视的。母亲的社会地位又直接影响着翠姨的社会地位，她的孤独、忧郁源于此。在作品中有这样的描述：“在特别繁华”的场景中翠姨出现了，她首先“靠着一张大镜子坐下了”，翠姨与众不同的风姿“把别人都惊住了”，在女人们的围观中，翠姨“难为情了，站起来想要逃掉似的，迈着很勇敢的步子，茫然地往里边的房间里闪开了”。这里写了翠姨与其他女人们的比较，其他人是打扮得如花似玉，翠姨是不施粉黛，但“漂亮得像棵断开的腊梅”，对比鲜明。于是她们“觉得有什么话要说出，又都没有说”的心理活动就是嫉妒，没有说出的话其实便是说翠姨不过是一个再嫁寡妇的女儿。萧红的创作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在《小城三月》中，翠姨和林黛玉在气质和思想上都显出一致性。比如花灯节第二天早晨，早饭已好，催了好几次，她还是不出来。这时，伯父说了一句：“林黛玉”，于是我们全家人都笑了，这正是点睛之笔。翠姨与林黛玉都是出于寄人篱下的地位，因此养成了孤高、矜持、忧郁、自叹自怜的性格。于是聪慧的翠姨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冷漠与自己的地位，所以她表现出的复杂的心理活动便是“仿佛她不晓得人们专门在看着她似的”，以此来武装自己，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