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兹华斯和他的诗歌因为对自然风光的无限热爱和神启般的感悟而不同凡响，《廷腾寺》便是其中经典之作，是对记忆、青春、自然和人类之爱的回想和沉思。“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德国的阿莱达·阿斯曼这样描述华兹华斯的回忆：

华兹华斯把个人身份的建立作为他的史诗创作的目标。对他来说，回忆成为最重要的媒介。回忆对华兹华斯来说首先意味着反思性，在时间的河流中的自我观察，回望自己，自我的分裂，化身双重的自我。就像在清教徒的自传中一样，自我分裂成了一个回忆的和一个被回忆的自我[1]107。

这种分裂会带来距离和反思，诗人回忆过去以及过去的过去，隔着时间的距离，他能用超越肉眼的内在之眼回味自然之景和世俗生活。华兹华斯在危机四伏的现实环境下如何能在《廷腾寺》中建构出这样的环境——平静、淡然而崇高，亲切、欢欣且鼓舞？本文通过解读诗歌中对自然、人和社会三个方面的描述，分析华兹华斯如何在现实、回忆以及想象中得以暂时褪去时间的伤口，成功构建起适宜栖居的精神环境。

一、孰轻孰重：人世与自然

“两岸高峻峥嵘的危崖峭壁，/把地面景物连接于静穆天穹，/给这片遗世独立的风光，增添了/更为深远的遗世独立的意味。”[2]133这是阔别五年后华兹华斯重游瓦伊河(注：在本文中Wye River被译为瓦伊河，但在一些引文中被译为怀伊河)时记录的景致：此地似乎人迹罕至，远离人类文明的喧嚣，而高耸的山峰似乎把地面与天空连接起来，仰头望去，蓝天下的景致更是超凡脱俗。诗人的视角从苍郁的槭树下延伸到村舍、长着果木的山区、树篱、牧场，直到所有的一切在诗人的思维里融成绿色(green)的整体。“树丛中悄然升起了袅绕的烟缕！/这难以捉摸的信息，也许是来自/林子里没有屋宇栖身的流浪汉，/要么，是来自隐士的岩穴，那隐士/正守着火堆独坐。”[2]133当“dweller”这个词出现在读者视野中的时候，一个疑问呼之欲出：廷腾寺是曾经的修道院的废墟，一个不适合居住的地方，那么如今的圣人居于何处？诗人看到缕缕轻烟从林中升起，他首先想到也许是流浪汉和隐士——人类文明的边缘人，在林中空地上升火取暖，他们学会了在野外的树林中居住。

华兹华斯没有直接给丁登寺(该诗标题在引文中被译为丁登寺，而在本文中被译为廷腾寺)赋予……魅力或光彩,而是转而将一块邻近的村舍山林予以神圣化。他给这片山水灌注了某些比“废墟感怀”更为细腻、更为抽象的令人向往的神秘情愫。他这样做是基于两种互为关联的考虑：首先，丁登寺和丁登镇的真实景象摧毁了华兹华斯那甚至被引为天才的想象炼金术。丁登寺并不仅仅是一座废弃了的宗教场所……它的衰落是不可阻挡的社会经济力量向前发展的结果。在丁登镇内，在怀伊河两岸，甚至在该废墟之中，这些力量的影响讽寓般地随处可见[3]。

华兹华斯显然并不青睐这现实的场景，当他创作这首诗歌时，他从自己视野中甄选出部分所见作为他记忆中的内容。他故意隐去廷腾寺废墟上流浪者搭建的破败的小茅屋、廷腾寺附近廷腾镇重工业的兴起、瓦伊河上往来的商船和被污染的河水这些现实，用概括和抽象的手法来美化视野中的景色。在阿斯曼看来，回忆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从技艺转变成力量[1]89。

回忆的力量取代了记忆所具备的记录和储藏的技巧，它以很大的自由度对现存的记忆材料进行加工。在华兹华斯那里，它的任务是最广义的美化和治疗——变得苍白的被重新染色，已经失去的被重新建立，痛苦得到缓解。这些伤口虽然没有通过回忆得到治愈，但是痛苦减轻了[1]99。

环境的现实限制了他，但也刺激了他，他在美化自然的思路里愈行愈远——他拒绝接受现实中的流浪汉和隐士的真实处境，而是将他们置于美化的背景里，于是悲惨与贫穷隐去，淡泊、宁静、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但作为一名理智健全的尘世中人，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完全遗世而独立。对现实和生计的考虑是诗人不得不进行的事情，对于他这样一位拥有易感敏锐心灵和视角的人来说，人世间的善恶福祸对他的影响更大。李玲认为华兹华斯的那些著名诗篇《迈克尔》《毁塌的茅舍》和《兄弟》描写了在时代的背景里个人命运的无常和难解，表达了家破人亡的悲情[4]。他关注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关联，以愈来愈重的博爱之心去探索，但尘世的分量从未超越自然的分量，人的杰作——残垣断柱、废墟遗迹、喧嚣杂乱，横亘于大自然中，而大自然永恒地深厚凝重，无限地悲悯、博大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