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盛唐山水田园诗人概述

盛唐山水田园诗人主要以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健、祖咏和裴迪等为代表。孟浩然(689-740)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满腔抱负，但是仕途不顺，最终不得不游走于山水田园之间。他的诗歌多写山水田园，他不仅把它们当做艺术审美的对象，而且把它们当做心灵情思的寄托之所，譬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诗句描写的是洞庭湖的壮丽雄伟，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气势磅礴的最佳表达。但与此同时，它也映射了波澜壮阔的时代，以及与这个时代所匹配的力量与豪情。遗憾的是，作为个体的诗人却无法参与其中，只能成为时代的看客，“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时，自然的豪迈之景引来了诗人的失落之情，正是人与自然情景交流的至境之处。王维(701-761)的诗歌以山水为主，他也是盛唐时期主要的山水诗人。王维出身于贵族，后状元及第，可谓春风得意，但随后便经历宦海沉浮，遭遇人生坎坷，他的诗歌因此兼有洒脱和失意两种风格。与孟浩然所不同的是，他在自然当中不仅看到了情意，而且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自然的启悟，所以，他的山水诗虽写自然，但是又常常能跳出自然，于短短的诗句中现出超凡脱俗的灵动，从而增强了诗歌空灵的艺术境界。

储光羲(706-763)与王维齐名，唐人合称他们为“储王”。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位置于王维、孟浩然间，殆无愧色。”储光羲二十岁时便考中进士，但随后的仕途却不尽如人意，后隐退，复出又逢安史之乱，被迫失节后下狱，最后被贬谪岭南。这样的人生际遇实比孟浩然更凄惨、更坎坷，这就让他的田园诗歌多少带有一点严酷的现实成分，在平淡自然之中显示出质朴的风格来，他的诗歌在盛唐很有影响，“彻底奠定了田园诗在盛、中唐过渡期里的全面繁荣局面”(1)刘燕：《从储光羲诗歌看盛唐田园诗之新变》，《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9期。。常健(705-765？)也以田园山水为描写对象，他是进士出身，性情孤高，后来官场失意，终生不得志。他的诗歌语言简洁，意境清远，在盛唐诗人中有一定的位置。其他的还有祖咏、裴迪、綦毋潜等人。

纵观盛唐山水田园诗人，他们大致活跃在七世纪末到八世纪的中后期，除孟浩然进士不第，终身未仕外，其他诗人都有进士及第，为官从政的经历。他们共同见证了开元盛世那个“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繁华时代，但也大都经历了“国破山河在”的安史之乱的时代，这一正相与反相的政治合力极大地冲击了这些诗人的命运，他们虽然寄情于山水田园之中，但是却于山水田园之中，展现出了对盛唐现实的某种关怀。

二、盛唐山水田园诗中的自然生态观：原始质朴

程郁缀认为自然首先指自然界，即大自然；而自然观则指古代诗歌中人类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和审美情趣，作者把古代自然观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2)程郁缀：《古代诗歌中的自然观小议》，《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一阶段，将自然作为崇拜和敬畏对象的自然观，主要体现在先秦早期的诗歌里；第二阶段，将自然作为审美和欣赏对象的自然观，体现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歌里；第三阶段，将自然作为亲近和启迪对象的自然观，体现在唐宋时期的诗歌里。据此，盛唐山水田园诗应处于第三个阶段，山水田园本身就是人化自然的现实体现，而山水田园诗则是诗人们对自然的二次人化。

唐代在改造自然的能力上已经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有研究者指出：“唐代在天文历法、数学、农业、地理、医药、水利、建筑、物理、化学、陶瓷、矿冶、印刷、造纸、纺织、造船等几乎所有古代科学技术领域都取得了众多的创新成果，科技史学界认为唐代已使中国古代科技步入成熟阶段。”(3)周尚兵：《对唐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再认识》，《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技术的进步必然会带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进而提升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这样一来，人化自然的力量也会随之增强，自然就会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被裹进人类的艺术审美领域之中。透过盛唐山水田园诗可以发现，盛唐时期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农业生活，都表现出有利于艺术创作的特点，即自然生态的和谐性，盛唐山水田园诗往往把自然生态作为理想的寄托，这种寄托不仅反映了诗人出世精神的一面，而且反映了诗人入世精神的一面。

盛唐时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铸就了山水田园诗的画意与诗情。从地理环境以及气候角度考察盛唐历史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以此分析文学的论文并不多见。实际上，如果说盛唐时期的环境、气候为唐朝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前提，那么同样，盛唐时期的环境、气候也为诗人们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竺可桢指出，中国气候在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国都民安无雪无冰(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唐玄宗李隆基时，他的妃子江采萍曾在所居之处种满梅花，李隆基更是曾在蓬莱殿栽种桔子树。文学地理学认为，文学的地域性是由文学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造成的，而文学的地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气候的差异性以及由气候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物候所决定的(5)曾大兴：《气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浙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用唐代时期的气候环境考察盛唐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生态，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即自然对这一时期的唐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它构成了唐代开元盛世得以形成的客观自然条件。这种善意同样为盛唐诗人与自然之间营造了格外和谐的关系，自然的柔情似水和善意满满，自然成了山水田园诗人寄托立项的合适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