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于1936年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却不幸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身陷囹圄，待43岁才平反。22年之久的牢狱自省，使张对苦难的理解堪称深邃，也导致其小说对食、色的疯狂执念——以食、色的癫狂欲望，将灵肉的苦楚掩埋。而满足于缺位已久的生理本能也使得“政治环境上的恶劣”“人性发展上的闭锁”等重大矛盾在小说中暂得忘却，从而助力营造出一种“伤痕上的美”。但长久的牢狱自省终究只是精神的不得已让步，反映出小说中的人生解释近似一种“催眠”。这也是为何其小说的部分观念，如今已暴露出明显局限。

一、在新派和旧派之间摇摆不定

《绿化树》是张贤亮“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主题系列小说的首部。但纵观全书，主人公却并未在结尾中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相反，在险恶的劳改环境下，面对肉体摧残和精神侮辱，主人公章永璘一直在“隐秘反抗”和“公然忏悔”之间摇摆：

一方面，作品通过知识分子章永璘用心钻研饭具、烙煎饼、刮屉笼、欺骗农民的挣扎形象，隐秘地向读者传递激进“左倾”主义轧灭人性的悲怆气氛；另一方面，则是主人公在面对来自人格和道德上的鄙夷时，更为坚定自己的“资产阶级罪孽”，进而深深忏悔。而其忏悔的“罪孽”却是“用钉子代替稗子面，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这类无赖行径。忏悔的实质竟如此滑稽，但小说并未暗存任何讽刺意味，而是以血泪之笔描摹出忏悔时的撕心裂肺：

当我意识到我虽然没有资产，血液中却已经溶入资产阶级的种种习性时，我大吃一惊。

我把这种折磨看作对我的惩罚。

我所属的阶级覆灭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字字血泪，情深动人！且联系“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小说主题，那么主人公因为革命意识强烈，痛恨自身的欺骗、“剥削”行为，从而换得新生也未为不可。但在同属于“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开篇却是辛辣的政治讽刺：“啊，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劳改队是天堂！”，对混乱年代的否定已十分明显。

由此便抛出一个致命问题：张贤亮小说的创作观念是倾向于新派还是旧派？

“新派”是指“以民间为拯救者，以启蒙知识分子为隐含叙事主题”[1]的创作倾向。即小说围绕“民间教育知识分子”的主题展开。

若立足于“新派”，主人公赞美、服从于“运动”也未为不可，即使时代的荒唐一览无余。

旧派则是“反映激进‘左倾’主义对人的戕害”的创作倾向，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本位。

若是“旧派”，那么小说中对于崇高政治性的否定则应是一以贯之的线索。

我们继续深入，仔细感受张贤亮小说观念在新旧之间的摇摆并探索其产生的根源。

二、强加的“新派”思想

同样在《绿化树》中，“营业部主任”曾表露心声，彰显其对“左倾”政治运动的不满和揶揄，全然没有“接受人民启蒙”的觉悟：

熊！哪怕让我过一天资产阶级的日子，再叫我当‘右派’也不冤哩……

况且，如果“民间启蒙”的创作思想成立，那么主人公章永璘理应在照顾他的马缨花身上得到“爱”的启蒙。

但事实是，当章永磷称呼“亲爱的”，马缨花回应“肉肉狗狗”时，章永磷却：“隐隐地让我别扭与可笑，我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差距”。这显然是章永璘身上知识分子的心气和自傲复苏的征兆，同时也宣告了章永璘“成为一个劳动者”的隐梦以及小说“民间启蒙”创作思想的破裂。

但在小说《灵与肉》中，因填补“右派指标”而被分配到牧场二十多年的“老右派”许灵均。在国内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大局下，内心最激荡的情感居然仍是对马场生活的依恋。这虽是为了彰显其与资产阶级外籍父亲的决裂，但我们仍难看到他对于悲惨命运的愤怒：

风擦过草尖，擦过沼泽的水面吹来，带着清新的湿润，带着马汗的气味，带着大自然的呼吸。

他对命运的委屈情绪也随着消失，而代之以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

许灵均在疯狂的年代流落马场，但在落难之后却开始了对苦难的享受和崇拜！我们极难正视这一现象。即使丁玲等人高度认可许灵均这一表现出“人民和土地必须永不分离”主题的爱国形象。

三、坚韧的“旧派”理念

在此之前，就有很多学者认为，张贤亮的创作中有许多“旧品质”，如旧文人的自恋、士大夫权力意识等等。